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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名臣、民族英雄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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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2020-04-18 19:33来源:互联网 作者:adm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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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于谦(1398年5月13日-1457年2月16日),字廷益,号节庵,汉族,浙江杭州府钱塘县(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)人。明朝名臣、民族英雄。

  永乐十九年(1421年),于谦登进士第宣德元年(1426年),以御史职随明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之乱,因严词斥责朱高煦而受宣宗赏识,升为巡按江西,颂声满道。宣德五年(1430年),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、山西等地。明英宗时因入京觐见时不向权臣王振送礼,遭诬陷下狱,因两省百姓、官吏乃至藩王力请而复任。土木之变后,英宗兵败被俘,他力排南迁之议,坚请固守,升任兵部尚书明代宗即位,整饬兵备,部署要害,亲自督战,率师二十二万,列阵北京九门外,抵御瓦剌大军。瓦剌太师也先挟英宗逼和,他以“社稷为重,君为轻”,不许。也先无隙可乘,被迫释放英宗。和议后,于谦仍积极备战,挑选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,又遣兵出关屯守,边境得以安宁。当时朝务繁杂,于谦独运征调,合乎机宜。其号令明审,令行政达。他忧国忘身,口不言功,平素俭约,居所仅能遮蔽风雨。但因个性刚直,招致众人忌恨。

  天顺元年(1457年),英宗复辟,大将石亨等诬陷于谦谋立襄王之子,致使其含冤遇害。明宪宗时,于谦被复官赐祭,弘治二年(1489年),追谥“肃愍”。明神宗时,改谥“忠肃”。有《于忠肃集》传世。《明史》称赞其“忠心义烈,与日月争光”。他与岳飞张煌言并称“西湖三杰”。

  1457年,明朝忠臣于谦在夺门之变后惨遭清洗。尽管后世对于他的评价一直很高,但仅仅是从儒家士大夫集团的角度出发看待事情。更有朴素的小清新们一直感叹于谦的不该死。然而,如果从当时的明朝内部政治结构去看整个事件,你就会非常清晰的明白:于谦必须死!

  公元1449年,明正统十四年,这一年是大明立国以来遭受最严峻考验的一年。土木堡这个地方成为了明朝中央军的坟墓,“三大营”全军覆没,无数文武百官战死,连明英宗也被俘虏了。

  十一年(1398年),于谦出生于浙江太平里(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祠堂巷)。祖居考城(今河南省民权县程庄镇于庄村)。太祖于伯汉先居山西后迁至苏州,高祖于夔仕元为官。于谦的曾祖父于九思任杭州路大总管,遂迁居杭州钱塘县太平里,故史载于谦为浙江钱塘人。祖父于文明洪武年间任工部主事,父亲于彦昭隐居家乡钱塘不仕。

  于谦少年时期即刻苦读书,志向高远。他敬佩仰慕文天祥的气节,悬文天祥像于座位之侧,几十年如一日。七岁时,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,说:“这是将来拯救时局的宰相。”八岁时,他穿着红色衣服,骑马玩耍。邻家老者觉得很有趣,戏弄他说:“红孩儿,骑黑马游街。”于谦应声而答:“赤帝子,斩白蛇当道。”下联不仅工整,而且还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气势。

  宣德元年(1426年),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起兵谋叛,于谦随明宣宗朱瞻基亲征。于谦被任命为御史,待高煦出降,宣宗让于谦数落他的罪行。于谦正词崭崭,声色震厉,朱高煦在这位御史的凌厉攻势下,被骂得抬不起头,趴在地上不停地发抖(

  宣德五年(1430年),宣宗知道于谦可以承担重任,当时刚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,于是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,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,巡抚河南、山西。于谦到任后,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,访问父老,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,并立即上书。一年上书几次,稍有水旱灾害,马上上报。

  正统六年(1441年)上书说:“现在河南、山西都积蓄了数百万斤粮食。请在每年三月份时,令府州县报上缺少食物的下等民户,然后按分额支给他们粮食,先给豆类和高粱,其次给小米和麦子,最后给稻谷,等秋收后偿还。因年老有病以及贫困而不能偿还的则给予免除。州县官吏任期已满应当升迁的,如果预备粮不足,不能离任。还要命令风宪官员经常监察。”皇上下令施行。河南黄河沿岸,经常被洪水冲开缺口。于谦令加厚建筑堤坝,每个乡里都要设亭,亭设亭长,责令其督率修缮堤坝。又命令百姓种树挖井,结果当地榆柳夹路,行人也不再受渴了。大同孤立在塞外,按抚山西的官员常走不到,于谦请另设御史来治理。又把镇边将领私人开垦的田地全部收为官家屯田,以资助边防开支。于谦的恩威远为流行,太行山的盗贼为此而不敢露面。

  初,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内阁朝政,都很重视于谦。于谦所奏请的事,早上上奏章,晚上便得到批准,都是“三杨”主办的。到了“三杨”去世,太监王振开始掌权,作威作福,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。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。每逢朝会期间,进见王振者,必须献纳白银百两;若能献白银千两,始得款待酒食,醉饱而归。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,从不带任何礼品。有人劝他说:“您不肯送金银财宝,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?”于谦潇洒一笑,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,说:“只有清风。”还特意写诗《入京》以明志:绢帕蘑菇及线香,本资民用反为殃。清风两袖朝天去,免得闾阎话短长。后于谦入朝,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。

  通政使李锡逢迎王振的指使,弹劾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心生不满,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。把他投到司法部门判处死刑,关在狱中三个月。后来百姓听说于谦被判处死刑,一时间群民共愤,联名上书。王振便编了个理由给自己下台,称从前也有个名叫于谦的人和他有恩怨,说是把那个“于谦”和被关起来的于谦搞错了,才把于谦放出来,降职为大理寺少卿。后囚山西。

  山西、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,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,周王、晋王等藩王也这样上言,于是再命于谦为巡抚。当时的山东、陕西流民到河南求食的,有二十余万人,于谦请求发放河南、怀庆两府积储的粟米救济。又奏请令布政使年富安抚召集这些人,给他们田、牛和种子,由里老监督管理。前后在任共十九年,他父母去世时,都让他回去办理丧事,不久便起用原职。

  (1449年)七月,也先大举进犯,王振怂恿明英宗亲征。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极力劝谏,但明英宗不听。邝埜跟随明英宗管理军队,留于谦主持兵部的工作。待到英宗在土木堡被俘,京师大为震惊,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此时郕王监国,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。

  侍讲徐珵(即徐有贞)说星象有变化,应当迁都南京。于谦厉声说:“提议南迁的人应当斩首!京师是天下根本,只要一动便大事去矣。难道不见宋朝南渡的故事吗?”于谦力主抗战,得到吏部尚书王直、内阁学士陈循等爱国官员的支持。郕王肯定了他的说法,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。

  当时京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、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,剩下疲惫的士卒不到十万,人心惶惶,朝廷上下都没有坚定的信心。于谦请郕王调南北两京、河南的备操军,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,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,立即奔赴顺天府,依次经营筹画部署,人心遂稍稍安定。随后,于谦升任兵部尚书,全权负责筹划京师防御。

  郕王刚刚摄政朝议时,上奏请求诛杀王振全族,廷臣一时纷纷响应。朱祁钰无法做决定,于是下令择时改议,廷臣则抗议不依。此时,王振党羽、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站出叱斥百官。突然带头在朝廷上猛击马顺,众臣纷纷跟随,马顺当即毙命,一时血溅朝堂,而士卒亦声汹欲诛。郕王朱祁钰看后大惧,欲起身离去,于谦挤到郕王身前,扶臂劝导道:“马顺等人罪该诛死,打死勿论”,众人听后方止,而此时于谦的袍袖已经裂开。在他退出左掖门时,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:“国家正是倚仗您的时候。今天这样的情况,即使是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了啊!”在那时,朝廷上下都倚重于谦,而于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。

  敌寇将至,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,郕王再三推辞。于谦大声说:“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,不是为个人打算。”郕王于是受命。九月,郕王即帝位为代宗,于谦进去回答问话,情绪激昂地哭着说:“敌寇得意,要挟持扣留太上皇,这样形势下他们必然轻视中国,长驱南下。请命令各边境的守臣竭力防守遏制。京营士兵的器械快要用完了,需要马上分道招募民兵,令工部制造器械盔甲。派遣都督孙镗卫颖、张辄、张仪、雷通分兵据守九门重要的地方,军队驻扎在外城的外面。都御史杨善。给事中王竑亦参与这些事,迁徙外城附近的居民进入城内。储存在通州的粮食,令官军自己去支领,用装足的米作为代价,不把粮食留给敌人。文臣像轩倪这样的人,应该用为巡抚。武臣像石亨杨洪、柳博这样的,应该用为将帅。至于军队里面的事情,我自己承担,没有成效就判我的罪。”对他的意见,明代宗全都认线]

  十月,敕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。而也先挟持着太上皇(英宗)攻破紫荆关直入,进窥京师。石亨建议收兵固守使敌兵劳累衰竭。于谦不同意,说:“为什么向敌人示弱,使敌人更加轻视我。”马上分别调遣诸将带领二十二万兵士,在九门外摆开阵势:都督陶瑾安定门,广宁伯,武进伯,都督刘聚西直门,镇远侯,都指挥,都督刘得新崇文门,都指挥汤芦宣城门,而于谦自己和石亨率领副总兵范广武兴德胜门外列阵,抵挡也先。把兵部的事交给了侍郎吴宁,把各城门全部关闭,自己亲自督战。下令:临阵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的,斩将领。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的,后队斩前队。于是将士知道必定要死战,都听命令。副总兵高礼、毛福寿在彰义门北面抵挡敌人,俘虏了一个头目。明代宗高兴,令于谦选精兵聚集在教场,以便调动;再命太监兴安李永昌同于谦一起管理军务。

  当初,也先部队深入,以为早晚就可以攻下京城,及至见到明朝官军严阵以待,有些丧气。叛变了的宦官喜宁教唆也先邀明朝大臣迎接上皇,索取黄金和丝织品以万万计;又邀于谦及王直、胡濙等出城谈判。明代宗不准许。也先更加沮丧。庚申,也先部队窥伺德胜门。于谦令石亨率神机营在空屋里设下埋伏,派几个骑兵引诱敌人。敌人用一万骑兵逼近,副总兵范广发射火药武器,伏兵一齐起来迎击。也先的弟弟孛罗,平彰卯那孩被炮打死,也先部队转移到西直门,都督孙镗抵御他,石亨亦分了部分兵力来到,敌寇撤退。副总兵武兴在彰义门攻打敌军,和都督王敬一起挫败了也先的前锋。敌军正要退却,而几百个骑着马的宦官想争功,冲马争着向前。阵脚乱了,武兴被乱发的箭射死。寇兵赶到土城,居民爬上屋顶,呼喊着用砖石投掷敌人,喧声震天。王竑和福寿的援兵赶到,敌军于是撤退。相持了五天,也先邀谈不成,作战又失利,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,又听说各地勤王的部队马上要开到,恐怕截断了他的归路,于是拥着上皇由良乡向西去。于谦调各将领追击,到居庸关才回来。评功,加于谦少保、总督军务。于谦说:“四郊多保垒,是卿大夫的耻辱,怎么敢求取赏赐功劳呢!”坚决推辞,明代宗不准。于是增兵守真定、保定、涿州、易州等府州,请求用大臣镇守山西,防止敌寇南侵。

  景泰元年(1450年)三月,总兵朱谦奏称敌兵三万围攻万全,敕令范广担任总兵官抵御敌军。不久,敌寇退,于谦请求即驻兵居庸关,敌寇来则出关剿杀,敌寇退则回京师驻守。大同参将许贵奏北面有三个人到镇上,想朝廷派使者讲和。于谦说:“以前派指挥季锋、岳谦前往讲和,而也先跟着入寇。接着派通政王复、少卿赵荣,见不到上皇就回来了。显然,不能依靠和谈。况者我和他的仇不共戴天,从道理上来说也绝不可以讲和。万一和了他要满足无穷无尽的要求,答应则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,不答应又会发生变乱,这形势也不能讲和。许贵是武臣,而这样恐惧畏缩,怎能敌忾同仇,按法律该处死。”发出文书严厉谴责他。从此边境的将领人人都主张坚守作战,没有敢说讲和的。

  当初,也先诸多要挟,都是由喜宁策划的。朱祁镇(英宗)策划镇守大同的将领抓了喜宁,把他杀了。又授计给王伟让他诱杀了奸细小田儿。而且利用间谍实行离间,请求特别释放了忠勇伯把台家,答应封给爵位,让他从中想办法。也先开始有放回上皇的意思,派使者来联系,京师的戒备才稍稍放松了一点。于谦上言:“南京重地,需要有人加以安抚稳定。中原有很多流民,假如遇上荒年,互相呼应聚集成群,这是很值得担心的。请敕令内外守备和各处巡抚用心整顿,防患于未然,召回派往内地召募发兵的文武官员让他们镇守中宫。”

  到了八月,太上皇被留在北方已经一年。也先见明朝没有什么事端,更想讲和,使者接连前来,提出把上皇送回。大臣王直等商议派使者前往迎接,明代宗不高兴地说:“朕本来不想登大位,当时是被推上来的。”于谦从容地说:“帝位已经定了,不会再有更改,只是从情理上应该赶快把他接回来罢了。万一他真有什么阴谋,我就有话说了。”明代宗看看他便改变了面色说:“听你的、听你的。”先后派遣了李实杨善前往。终于把上皇接了回来,这是于谦的功劳。

  太上皇已经回来,瓦剌请求朝贡。先前贡使不过百人,正统十三年增加到三千余人,对给予的赏赐总不满足,便入侵。此次瓦剌又派三千人来朝,于谦请求列兵居庸关以备不测,在京师隆重陈兵,设宴招待。因此说到和议很难依靠,逐条进上安定边境的三个策略。请求敕令大同、宣府、永平、山海、辽东各路总兵官增修墙准备防御。京兵分别隶属于五军营、神机营、三千营,虽然各设有总兵,但不相统一,请求选择精锐十五万人,分为十营团操,从此开始了团营的制度。这事记载在《明史·兵志》中。瓦剌入贡,常常携带以前掳去的人口来。于谦一定奏请酬劳使者,前后赎回了几百人。

  当初,永乐年中,投降过来的人被安置在京畿附近的很多。也先入侵时,很多成了内应。于谦想分散遣送他们。因为西南有战事,每次出征,都挑选他们精锐的骑手,从厚资助他们前往西南战场,然后再遣送他们的妻子,内患得以平定。杨洪以独石入卫,八个城都给了敌人。于谦使都督孙安率轻骑兵出龙门关占据了它,招募百姓屯田,边战边守,八个城得以收复。贵州苗未平定,何文渊建议撤去布使、按察两司,专设都指挥使司,用大将镇守。于谦说:“不设两个司,是放弃了这地方。”建议遂作罢。于谦认为上皇虽然回来了,但国耻未洗雪,正值也先和脱脱不花结怨,请求趁机派大军,自己前往征讨他,以报复从前的仇恨,清除边患。明代宗不准。

  于谦主持兵部工作时,也先的势力正在扩张,而福建邓茂七、浙江叶宗留、广东黄萧养各自拥有部众和自封的封号,湖广、贵州、广西、瑶、侗、苗、僚到处蜂起作乱,前后的军队征集调遣,都是于谦独自安排。当战事匆忙急迫,瞬息万变的时候,于谦眼睛看着手指数着,随口讲述奏章,全都能按照机宜采取正确的方针方法。同事和下属接受命令,彼此看着都感到惊骇佩服。号令严明。虽然是勋臣老将稍有不守法度,立即请圣旨切实责备。一张小字条送到万里外,没有不谨慎小心执行的。他才思的畅通敏捷,考虑的周到仔细,一时没有人能比得上。他性情淳朴忠厚过人,忘身忧国。上皇虽然回来了,一点也不说自己的功劳。东宫改易以后,明代宗命令凡是兼东宫太子宫属者支取两份俸禄。诸臣都表示推辞,只有于谦一再推辞。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俭朴,所居住的房子仅仅能够遮挡风雨。明代宗赐给他西华门的府第,推辞说:“国家多难,臣子怎么敢自己安居。”坚决推辞,明代宗不准。于是把明代宗前所赏赐的玺书、袍服、银锭之类,全部封好写上说明放到那里,每年去看一看罢了。

  明代宗很了解于谦,所议论奏请的事没有不听从的。明代宗曾经派使者到真定、河间采择野菜,去直沽制造鱼干,于谦一说便马上停止。任用一个人,一定悄悄访问于谦。于谦实事求是地回答,没有隐瞒,也不躲避嫌疑怨恨。因此那些不称职的人都怨恨他,而不像他那样被明代宗信用的,亦往往嫉妒他。当敌寇刚刚撤退时,都御史罗通立刻上奏章弹劾于谦登记的功劳薄不实在。御史顾曜说于谦太专权,干预六部的大事奏请实行,好像他就是内阁一样。于谦根据祖制反驳他们,户部尚书金濂亦上疏为他争辩,但指责他的人还是不断收集他的材料。各御史多次用苛刻的文词上奏弹劾他,全靠明代宗力排众议,加以任用,他才得以尽量实现自己的计划。

  这一腔热血,不知会洒在哪里!”他看不起那些懦怯无能的大臣、勋臣、皇亲国戚,因此憎恨他的人更多。又始终不赞成讲和,虽然上皇因此能够回来,但上皇并不满意。徐珵因为提出迁都南京,受到于谦斥责。这时把名字改为有贞,比较容易得到提升进用,经常咬牙切齿地恨于谦。石亨本来因为违犯了军法被削职,是于谦请求明代宗宽恕了他,让他总理十营兵,但因为害怕于谦不敢放肆,也不喜欢于谦。德胜门一仗的胜利,石亨的功劳并不比于谦大,而得到世袭侯爵,内心有愧,于是上书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。明代宗下诏让他到京师,于谦推辞,明代宗不准。于谦说:“国家多事的时候,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。而且石亨身为大将,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,提拔一个兵卒,以补益军队国家,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,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?我对于军功,极力杜绝侥幸,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。”石亨更是又愧又恨。都督张辄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,被于谦弹劾,和内侍曹吉祥等都一向恨于谦。

  景泰八年(1457年)明代宗朱祁钰病重,正月壬午,石亨和曹吉祥、徐有贞迎接上皇恢复了帝位,宣谕朝臣以后,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。诬陷于谦等和黄竑制造不轨言论,又和太监王诚、舒良、张永、王勤等策划迎接册立襄王之子。石亨等拿定这个说法,唆使科道官上奏。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,坐以谋反,判处死刑。王文忍受不了这种诬陷,急于争辩,于谦笑着说:“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,分辩有什么用处?”奏疏上呈后,英宗还有些犹豫,说:“于谦是有功劳的(谦实有功)。”徐有贞进言说:“不杀于谦,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。”明英宗的主意便拿定了。正月二十三日,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,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,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——斩决。史载:天下冤之!遂溪的教谕吾豫说于谦的罪应该灭族,于谦所推荐的各文武大臣都应该处死。刑部坚持原判这才停止了。千户白琦又请求写上他的罪行,刻板印刷在全国公布。

  生存。经常住在值班的地方,不回家。一向有痰症病,明代宗派太监兴安、舒良轮流前往探望。听说他的衣服、用具过于简单,下诏令宫中造了赐给他,所赐东西甚至连醋菜都有了。又亲自到万岁山,砍竹取汁赐给他。有人说明代宗太过宠爱于谦,兴安等说:“他日夜为国分忧,不问家产,如果他去了,让朝廷到哪里还能找到这样的人?”到抄家的时候,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,只有正屋关锁得严严实实。打开来看,只有朱祁钰赐给的蟒袍、剑器。于谦死的那天,阴云密布,全国的人都认为他是冤枉的。有一个叫朵儿的指挥,本来出自曹吉祥的部下,他把酒泼在于谦死的地方,恸哭。曹吉祥发怒,鞭打他。第二天,他还是照样泼酒在地表示祭奠。

  都督同知陈逵被于谦的忠义感动,收敛了他的尸体。过了一年,于谦的养子于康将其归葬于杭州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。陈逵,是六合人。曾被推举为有将领之才,是从李时勉门下举荐的。皇太后开始时不知道于谦的死,听说以后,叹息哀悼了几天。英宗也后悔了。

  一年,所干的坏事败露,贪赃累计巨万。明英宗召大臣进去看,铁青着脸说:“于谦在景泰朝受重用,死时没有多余的钱财,陈汝言为什么会有这样多?”石亨低着头不能回答。不久边境有警,明英宗满面愁容。恭顺侯吴瑾在旁边侍候,进谏说:“如果于谦在,一定不会让敌人这样。”明英宗无言以对。这一年,徐有贞被石亨中伤,充军到金齿口。又过了几年,石亨亦被捕入狱,死于狱中;曹吉祥谋反,被灭族,于谦事情得以线]

  二年(1489年),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,追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、柱国、太傅,谥号肃愍,赐在墓边建祠堂,题为“旌功”,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。万历十八年(1590年),改谥为忠肃。杭州、河南、山西都是历代奉拜祭祀不止。

  于谦敢于为民请命,严惩作奸犯科权贵,而受到排挤打击。人家当官前呼后拥,尽显官威;于谦当官便服一套,瘦马一匹。同僚并不以其为谦虚清廉,却说他坏了官场规矩。

  于谦主张兵贵在精,将贵谋勇,用兵贵在临机应变,提倡“将士相习”,“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,为兵者知将帅之号令”。所创团营之制,对明朝兵制影响很大。

  于谦诗作归隐情怀的表达与慷慨悲凉的风貌预示了诗坛风气的转向。在台阁体流行的高峰期,文人们是忌讳表达激烈的情怀与悲伤的情感的,从而保持了其创作风格的雍容,以便发挥其鸣盛的政治作用。

  《明史》赞曰:于谦为巡抚时,声绩表著,卓然负经世之才。及时遘艰虞,缮兵固圉。景帝既推心置腹,谦亦忧国忘家,身系安危,志存宗社,厥功伟矣。变起夺门,祸机猝发,徐、石之徒出力而挤之死,当时莫不称冤。然有贞与亨、吉祥相继得祸,皆不旋踵。而谦忠心义烈,与日月争光,卒得复官赐恤。公论久而后定,信夫。

  a②论忠贤至肃愍,未尝不高其功而悲其报,及语易储事,辄阁舌岐疑。偶见《唐史编》论曰:是有大难处者,社稷一线系。肃愍去留,以景皇之锐念,不可以口舌诤,两可一决,未为依违。夫白痰清梦之间,泫然心泪,不知几成堕,岂惟功利计哉?又曰:道不可变以难易,易心非乎?或曰:礼从时事,从重势,从顺守,故轨以覆公餗罪尤大矣。肃愍肯忍为耶?

  a②祖宗时,中外大臣亦多久任,如蹇忠定在吏部三十余年,夏忠靖在户部二十八年,胡忠安在礼部三十二年,三杨在阁下俱三四十年,黄忠宣镇交趾二十年,周文襄巡抚南圻二十二年,于肃愍巡抚河南、山西一十八年,王忠肃巡抚辽东十余年,在吏部十六年。委任既专,声望益重,此所以得行其志也。

  何乔远:上皇车驾至城下,于谦主论不纳,欲求无诛,岂可得乎?……至其力断群嚣,与王竑之奋击权竖,线]

  钱谦益:於乎!己巳之变,乾坤晦冥。公舍一身,以奠九鼎。朝社不改,枝叶重光。佑宪启孝,以逮我皇。承平日久,蠹生孽芽。政出多门,鬼载一车。犹之不远,戎索也。蠢尔佟奴,实讧东鄙。屠城覆师,势如燎原。建国僭号,自逾短垣。天门沉沉,灵琐不开。羽书警急,群言喧(阙)。司农司马,以及卿士。目瞬口张,象物而已。譬彼大厦,风雨漂摇。主伯偃卧,仆夫号啕,虽则号兆,亦不是力。或咀或呶,有党有克。人亦有言,主辱臣死。四郊多垒,大夫之耻。嗟余小子,忧心错迕。如梦方樱如喑欲诉。号伯有戒,助予无朋。哭泣不可,告哀于公。岳坟宰木,宋宫黍禾。湖山故国,公神所过。灵风肃然,素旗欲举。冯余悃诚,告以兆语。谨告。

  a②夫景受国有名,非少帝、昌邑之比,而谦功在社稷,岂产、禄、舞阳之徒乎!观其轸念嫈嫠,抚恩弱息,豆箕瓜蔓之涕,又何淫淫也。始知曹、石所谋不臧,小人贻误人国,刻薄寡恩如是哉!独惜于谦者,百折不回于社稷无君之日,不能出一言于东宫易位之辰。

  纪昀等:谦遭时艰屯,忧国忘家,计安宗社,其忠心义烈固已昭著史册。而所上奏疏,明白洞达,切中事机,尤足觇其经世之略。至其平日不以韵语见长,而所作诗篇,类多风格遒上,兴象深远,转出一时文士之右,亦足见其才之无施不可矣。

  未闻于郕王即位,特别抗议,意者其亦因丧君有君,足以夺敌之所恃乎。昔太公置鼎,汉高尝有分我杯羹之语,而太公得以生还,道贵从权,不得以非孝目之。于公之意,毋乃类是。且诛阉党,拒南迁,身先士卒,力捍京师,卒之返危为安,转祸为福,明之不为南宋者,微于公力不及此。其次则即为郭登,于在内,郭在外,也先虽狡,其何能为?所未慊人心者,第郕王一人而已。

  a②英宗复辟以后,被杀者不止一于少保,而于少保之因忠被谗,尤为可痛。曹、石专恣以来,被挤者不止一徐有贞,而徐有贞之同党相戕,尤为可戒。于少保君子也,君子不容于小人,小人固可畏矣。徐有贞小人也,小人不容于小人,小人愈可畏,君子愈可悯也。

  白寿彝:于谦是明代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。他曾以《咏石灰》为题的诗,表述自己的志向:“千锤万凿出深山,烈火焚烧若等闲;粉骨碎身浑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他光明磊落的一生,正如他诗中表述的那样,名垂千古,受人敬仰。

  当年明月:他的伟大不需要任何人去肯定,也不需要任何证明,因为他的一生就如同他的那首诗一样,坦坦荡荡,堪与日月同辉……而于谦不但才能过人,品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,所谓德才兼备者,千古又有几人!

  一生都在家里恭恭敬敬地供奉文天祥的遗像和牌位,就像供奉自己于家的祖先一样,甚至比供奉自家的祖先还要虔诚。

  a据传于谦出生前的那个晚上,他的父亲于仁做一个梦,梦见一个绯袍金幞的神对他说:我感动于你们于家对我的供奉,也感动于你们于家一门忠义,所以我文天祥打算转世投胎,来做你们于家的子嗣。

  于仁听了这话,大吃一惊,赶快口称逊谢,说不敢当。但梦中那位金神说完转眼就不见了。于仁醒来不久,于谦就出生了。而于仁之所以给孩子起名叫“谦”,就是“以志梦中逊谢之意”。

  北京于谦祠,在23号,原有门匾书“于忠肃公祠”。成化二年(1466年),明宪宗特诏追认复官。将其故宅改为忠节祠。万历十八年(1590年)时改谥“忠肃”,并在祠中立于谦塑像。清顺治年间,像毁,祠也废。清光绪年间又重建。祠坐北朝南,东为于谦故宅,院内东侧建有奎光楼,为两层小楼。上层为魁星阁,悬“热血千秋”木匾,正房5间为享堂,硬山合瓦顶,内供于谦塑像。1890年,义和团曾在此设神坛。1976年魁星阁在地震时被震毁,小楼亦被拆除。祠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。

  于于谦墓旁。明朝弘治二年(1489年),于谦冤案得以平反,明孝宗表彰其为国效忠的功绩,赐谥“肃愍”,并在墓旁建祠纪念,取名“旌功祠”。五百多年来,于谦祠屡毁屡建,现存建筑为清同治八年重建的旧迹,格局尚属完整,自1991年5月起,先后经四次修缮,至1998年,值于谦诞辰600周年之际,于谦祠重新对外开放。

  ),明孝宗表彰其为国效忠的功绩,赐谥“肃愍”,并在墓旁建旌功祠,设春秋二祭,形成祠墓合一格局。

  出于谦祠大门向北约50米,可见一明式牌坊,墓道长长,芳草萋萋,两旁肃立的石翁仲、石兽,为墓区平添几分肃穆与庄严。百米墓道的尽头,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谦墓,墓碑上书“大明少保兼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墓”,是1982年修复墓时重新镌刻的,碑下的浮雕缠枝牡丹基座,和墓前的石供桌,均为明时原物。

  1966年,于谦墓于1966年文革中被毁。1982年,重建于谦墓,将原七座坟茔改为一座,墓高2米,青砖环砌,重刻墓碑,上书“大明少保兼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墓”,墓前设祭桌、香炉。1998年,为纪念于谦诞生600周年,在墓道两侧配置仿明式石翁仲、石兽及牌坊,整治墓区环境,修复于谦祠,建成于谦景区。在这次湖西综合保护工程中,于谦祠又经保护整修,恢复了于谦祠牌坊和甬道,现已成为湖西重要的人文景观。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  原墓坐西朝东,呈马蹄形,有七座坟,墓侧建旌功祠,又名于谦祠,南北宽23米,进深30米,墓道长90米。后毁于1966年,今于谦墓为1982年重建。对于谦,清代袁枚曾赞颂道:“赖于岳于双少保,人间始觉重西湖”。

  2006年05月25日,于谦墓作为明至清古墓葬,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。

  于谦故居,位于杭州清河坊祠堂巷41号。于谦,杭州人,15岁考中秀才,16岁起就读于吴山三茅观,写下了有名的《石灰吟》,这诗成为他一生为人的写照。因于谦少上吴山读书,至今吴山上尚有“于街”之称。明成化二年(1466),于谦案昭雪,故宅改建为怜忠祠,以资纪念,巷亦名祠堂巷。如今,故居的忠肃堂、思贤庭、古井已照原貌修缮一新,陈列于谦生平事迹,原有的旗杆石、造像碑等遗物,亦一并展出。于谦故居占地不大,进门便可看见影壁上刻着于谦的名诗《石灰吟》:千锤万凿出深山,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骨碎身浑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。现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,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  公元1449年6月,北京紫禁城中后宫皇后嫔妃哭声一片,朝堂之上文武百官在争着逃跑路线,有人主张往南京跑,有人主张往四川跑,甚至很多官员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

  清·张廷玉等,《明史》(卷170):“于谦,字廷益,钱塘人。生七岁,有僧奇之曰:“他日救时宰相也。”举永乐十九年进士。宣德初,授御史。奏对,音吐鸿畅,帝为倾听。顾佐为都御史,待寮属甚严,独下谦,以为才胜己也。扈跸乐安,高煦出降,帝命谦口数其罪。谦正词崭崭,声色震厉。高煦伏地战栗,称万死。帝大悦。师还,赏赉与诸大臣等。”

  清·张廷玉等,《明史》(卷170):出按江西,雪冤囚数百。疏奏陕西诸处官校为民害,诏遣御史捕之。帝知谦可大任,会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省巡抚,乃手书谦名授吏部,超迁兵部右侍郎,巡抚河南、山西。谦至官,轻骑遍历所部,延访父老,察时事所宜兴革,即俱疏言之。一岁凡数上,小有水旱,辄上闻。

  清·张廷玉等,《明史》(卷170):初,三杨在政府,雅重谦。谦所奏,朝上夕报可,皆三杨主持。而谦每议事京师,空橐以入,诸权贵人不能无望。及是,三杨已前卒,太监王振方用事。适有御史姓名类谦者,尝忤振。谦入朝,荐参政王来、孙原贞自代。通政使李锡阿振指,劾谦以久不迁怨望,擅举人自代。下法司论死,系狱三月。已而振知其误,得释,左迁大理寺少卿。山西、河南吏民伏阙上书,请留谦者以千数,周、晋诸王亦言之,乃复命谦巡抚。时山东、陕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余万,谦请发河南、怀庆二府积粟以振。又奏令布政使年富安集其众,授田给牛种,使里老司察之。前后在任十九年,丁内外艰,皆令归治丧,旋起复。

  清·张廷玉等,《明史》(卷170):正统六年疏言:“今河南、山西积谷各数百万。请以每岁三月,令府州县报缺食下户,随分支给。先菽秫,次黍麦,次稻。俟秋成偿官,而免其老疾及贫不能偿者。州县吏秩满当迁,预备粮有未足,不听离任。仍令风宪官以时稽察。”诏行之。河南近河处,时有冲决。谦令厚筑堤障,计里置亭,亭有长,责以督率修缮。并令种树凿井,榆柳夹路,道无渴者。大同孤悬塞外,按山西者不及至,奏别设御史治之。尽夺镇将私垦田为官屯,以资边用。威惠流行,太行伏盗皆避匿。在官九年,迁左侍郎,食二品俸。

  清·张廷玉等,《明史》(卷170):十三年以兵部左侍郎召。明年秋,也先大入寇,王振挟帝亲征。谦与尚书邝埜极谏,不听。埜从治兵,留谦理部事。及驾陷土木,京师大震,众莫知所为。郕王监国,命群臣议战守。侍讲徐珵言星象有变,当南迁。谦厉声曰:“言南迁者,可斩也。京师天下根本,一动则大事去矣,独不见宋南渡事乎!”王是其言,守议乃定。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,所余疲卒不及十万,人心震恐,上下无固志。谦请王檄取两京、河南备操军,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,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,亟赴京师。以次经画部署,人心稍安。即迁本部尚书。

  清·张廷玉等,《明史》(卷170):郕王方摄朝,廷臣请族诛王振。而振党马顺者,辄叱言官。于是给事中王竑廷击顺,众随之。朝班大乱,卫卒声汹汹。王惧欲起,谦排众直前掖王止,且启王宣谕曰:“顺等罪当死,勿论。”众乃定。谦袍袖为之尽裂。退出左掖门,吏部尚书王直执谦手叹曰“国家正赖公耳。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!”当是时,上下皆倚重谦,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。

  清·张廷玉等,《明史》(卷170):初,大臣忧国无主,太子方幼,寇且至,请皇太后立郕王。王惊谢至再。谦扬言曰:“臣等诚忧国家,非为私计。”王乃受命。九月,景帝立,谦入对,慷慨泣奏曰:“寇得志,要留大驾,势必轻中国,长驱而南。请饬诸边守臣协力防遏。京营兵械且尽,宜亟分道募民兵,令工部缮器甲。遣都督孙镗、卫颖、张軏、张仪、雷通分兵守九门要地,列营郭外。都御史杨善、给事中王竑参之。徙附郭居民入城。通州积粮,令官军自诣关支,以赢米为之直,毋弃以资敌。文臣如轩輗者,宜用为巡抚。武臣如石亨、杨洪、柳溥者,宜用为将帅。至军旅之事,臣身当之,不效则治臣罪。”帝深纳之。

  清·张廷玉等,《明史》(卷170):十月敕谦提督各营军马。而也先挟上皇破紫荆关直入,窥京师。石亨议敛兵坚壁老之。谦不可,曰:“奈何示弱,使敌益轻我。”亟分遣诸将,率师二十二万,列阵九门外:都督陶瑾安定门,广宁伯刘安东直门,武进伯朱瑛朝阳门,都督刘聚西直门,镇远侯顾兴祖阜成门,都指挥李端正阳门,都督刘得新崇文门,都指挥汤节宣武门,而谦自与石亨率副总兵范广、武兴陈德胜门外,当也先。以部事付侍郎吴宁,悉闭诸城门,身自督战。下令,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,斩其将。军不顾将先退者,后队斩前队。于是将士知必死,皆用命。副总兵高礼、毛福寿却敌彰义门北,擒其长一人。帝喜,令谦选精兵屯教场以便调用,复命太监兴安、李永昌同谦理军务。

  清·张廷玉等,《明史》(卷170):初,也先深入,视京城可旦夕下。及见官军严阵待,意稍沮。叛阉喜宁嗾使邀大臣迎驾,索金帛以万万计,复邀谦及王直、胡濙等出议。帝不许,也先气益沮。庚申,寇窥德胜门。谦令亨设伏空舍,遣数骑诱敌。敌以万骑来薄,副总兵范广发火器,伏起齐击之。也先弟孛罗、平章卯那孩中炮死。寇转至西直门,都督孙堂御之,亨亦分兵至,寇引退。副总兵武兴击寇彰义门,与都督王敬挫其前锋。寇且却,而内官数百骑欲争功,跃马竞前。阵乱,兴被流矢死,寇逐至土城。居民升屋,号呼投砖石击寇,哗声动天。王竑及福寿援至,寇乃却。相持五日,也先邀请既不应,战又不利,知终弗可得志,又闻勤王师且至,恐断其归路,遂拥上皇由良乡西去。谦调诸将追击,至关而还。论功,加谦少保,总督军务。谦曰:“四郊多垒,卿大夫之耻也,敢邀功赏哉!”固辞,不允。乃益兵守真、保、涿、易诸府州,请以大臣镇山西,防寇南侵。

  清·张廷玉等,《明史》(卷170):景泰元年三月,总兵朱谦奏敌二万攻围万全,敕范广充总兵官御之。已而寇退,谦请即驻兵居庸,寇来则出关剿杀,退则就粮京师。大同参将许贵奏,迤北有三人至镇,欲朝廷遣使讲和。谦曰:“前遣指挥季铎、岳谦往,而也先随入寇。继遣通政王复、少卿赵荣,不见上皇而还。和不足恃,明矣。况我与彼不共戴天,理固不可和。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,从之则坐敝,不从则生变,势亦不得和。贵为介胄臣,而恇怯如此,何以敌忾,法当诛。”移檄切责。自是边将人人主战守,无敢言讲和者。

  清·张廷玉等,《明史》(卷170):初,也先多所要挟,皆以喜宁为谋主。谦密令大同镇将擒宁,戮之。又计授王伟诱诛间者小田儿。且因谍用间,请特释忠勇伯把台家,许以封爵,使阴图之。也先始有归上皇意,遣使通款,京师稍解严。谦上言:“南京重地,抚辑须人。中原多流民,设遇岁荒,啸聚可虞。乞敕内外守备及各巡抚加意整饬。防患未然,召还所遣召募文武官及镇守中官在内地者。”

  清·张廷玉等,《明史》(卷170):于时八月,上皇北狩且一年矣。也先见中国无衅,滋欲乞和,使者频至,请归上皇。大臣王直等议遣使奉迎,帝不悦曰:“朕本不欲登大位,当时见推,实出卿等。”谦从容曰:“天位已定,宁复有他,顾理当速奉迎耳。万一彼果怀诈,我有辞矣。”帝顾而改容曰:“从汝,从汝。”先后遣李实、杨善往。卒奉上皇以归,谦力也。

  清·张廷玉等,《明史》(卷170):上皇既归,瓦剌复请朝贡。先是,贡使不过百人,正统十三年至三千余,赏赉不餍,遂入寇。及是又遣使三千来朝,谦请列兵居庸关备不虞。京师盛陈兵,宴之。因言和议难恃,条上安边三策。请敕大同、宣府、永平、山海、辽东各路总兵官增修备御。京兵分隶五军、神机、三千诸营,虽各有总兵,不相统一,请择精锐十五万,分十营团操。团营之制自此始。具《兵志》中。瓦剌入贡,每携故所掠人口至。谦必奏酬其使,前后赎还累数百人。

  清·张廷玉等,《明史》(卷170):初,永乐中,降人安置近畿者甚众。也先入寇,多为内应。谦谋散遣之。因西南用兵,每有征行,辄选其精骑,厚资以往,已更遣其妻子,内患以息。杨洪自独石入卫,八城悉以委寇。谦使都督孙安以轻骑出龙门关据之,募民屯田,且战且守,八城遂复。贵州苗未平,何文渊议罢二司,专设都司,以大将镇之。谦曰:“不设二司,是弃之也。”议乃寝。谦以上皇虽还,国耻未雪,会也先与脱脱不花构,请乘间大发兵,身往讨之,以复前仇,除边患。帝不许。

  清·张廷玉等,《明史》(卷170):谦之为兵部也,也先势方张;而福建邓茂七、浙江叶宗留、广东黄萧养各拥众僭号;湖广、贵州、广西、瑶、僮、苗、僚所至蜂起。前后征调,皆谦独运。当军马倥偬,变在俄顷,谦目视指屈,口具章奏,悉合机宜。僚吏受成,相顾骇服。号令明审,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,即请旨切责。片纸行万里外,靡不惕息。其才略开敏,精神周至,一时无与比。至性过人,忧国忘身。上皇虽归,口不言功。东宫既易,命兼宫僚者支二俸。诸臣皆辞,谦独辞至再。自奉俭约,所居仅蔽风雨。帝赐第西华门,辞曰:“国家多难,臣子何敢自安。”固辞,不允。乃取前后所赐玺书、袍、锭之属,悉加封识,岁时一省视而已。

  清·张廷玉等,《明史》(卷170):帝知谦深,所论奏无不从者。尝遣使往真定、河间采野菜,直沽造干鱼,谦一言即止。用一人,必密访谦。谦具实对,无所隐,不避嫌怨。由是诸不任职者皆怨,而用弗如谦者,亦往往嫉之。比寇初退,都御史罗通即劾谦上功簿不实。御史顾躭言谦太专,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。谦据祖制折之,户部尚书金濂亦疏争,而言者捃摭不已。诸御史以深文弹劾者屡矣,赖景帝破众议用之,得以尽所设施。

  清·张廷玉等,《明史》(卷170):谦性故刚,遇事有不如意,辄拊膺叹曰:“此一腔热血,意洒何地!”视诸选耎大臣、勋旧贵戚意颇轻之,愤者益众。又始终不主和议,虽上皇实以是得还,不快也。徐珵以议南迁,为谦所斥。至是改名有贞,稍稍进用,尝切齿谦。石亨本以失律削职,谦请宥而用之,总兵十营,畏谦不得逞,亦不乐谦。德胜之捷,亨功不加谦而得世侯,内愧,乃疏荐谦子冕。诏赴京师,辞,不允。谦言:“国家多事,臣子义不得顾私恩。且亨位大将,不闻举一幽隐,拔一行伍微贱,以裨军国,而独荐臣子,于公议得乎?臣于军功,力杜侥幸,决不敢以子滥功。”亨复大恚。都督张軏以征苗失律,为谦所劾,与内侍曹吉祥等皆素憾谦。

  清·张廷玉等,《明史》(卷170):景泰八年正月壬午,亨与吉祥、有贞等既迎上皇复位,宣谕朝臣毕,即执谦与大学士王文下狱。诬谦等与黄竑构邪议,更立东宫;又与太监王诚、舒良、张永、王勤等谋迎立襄王子。亨等主其议,嗾言官上之。都御史萧惟祯定谳。坐以谋逆,处极刑。文不胜诬,辩之疾,谦笑曰:“亨等意耳,辩何益?”奏上,英宗尚犹豫曰:“于谦实有功。”有贞进曰:“不杀于谦,此举为无名。”帝意遂决。丙戌改元天顺,丁亥弃谦市,籍其家,家戍边。遂溪教谕吾豫言谦罪当族,谦所荐举诸文武大臣并应诛。部议持之而止。千户白琦又请榜其罪,镂板示天下,一时希旨取宠者,率以谦为口实。

  清·张廷玉等,《明史》(卷170):谦自值也先之变,誓不与贼俱生。尝留宿直庐,不还私第。素病痰,疾作,景帝遣兴安、舒良更番往视。闻其服用过薄,诏令上方制赐,至醯菜毕备。又亲幸万岁山,伐竹取沥以赐。或言宠谦太过,兴安等曰:“彼日夜分国忧,不问家产,即彼去,令朝廷何处更得此人?”及籍没,家无余资,独正室鐍钥甚固。启视,则上赐蟒衣、剑器也。死之日,阴霾四合,天下冤之。指挥朵儿者,本出曹吉祥部下,以酒酹谦死所,恸哭。吉祥怒,抶之。明日复酹奠如故。都督同知陈逵感谦忠义,收遗骸殡之。逾年,归葬杭州。逵,六合人。故举将才,出李时勉门下者也。皇太后初不知谦死,比闻,嗟悼累日。英宗亦悔之。

  清·张廷玉等,《明史》(卷170):谦既死,而亨党陈汝言代为兵部尚书。未一年败,赃累巨万。帝召大臣入视,愀然曰:“于谦被遇景泰朝,死无余资。汝言抑何多也!”亨俯首不能对。俄有边警,帝忧形于色。恭顺侯吴瑾侍,进曰:“使于谦在,当不令寇至此。”帝为默然。是年,有贞为亨所中,戍金齿。又数年,亨亦下狱死,吉祥谋反族诛,谦事白。

  清·张廷玉等,《明史》(卷170):成化初,冕赦归,上疏讼冤,得复官赐祭。诰曰:“当国家之多难,保社稷以无虞,惟公道之独恃,为权奸所并嫉。在先帝已知其枉,而朕心实怜其忠。”天下传诵焉。弘治二年,用给事中孙需言,赠特进光禄大夫、柱国、太傅,谥肃愍。赐祠于其墓曰“旌功”,有司岁时致祭。万历中,改谥忠肃。杭州、河南、山西皆世奉祀不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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